数字，让生活更美好——河北展团参展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侧记

此处的纪不是党内法规纪律等，而是指教育行政管理规定、学校内部管理规定，故违纪行为是指教师违反教育行政管理规定、学校内部管理规定的行为。

实际上，重视在法学研究中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既是增强法学理论深度、厚度的必需，也是明确制度沿革脉络、法律思想流变、法律观念衍化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了解这一民族的精神，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法律。

霍布斯认为，契约一经签订，即永久有效，签约人不得退出，而洛克主张，当出现暴政时，人们不仅可以不服从，甚至有抵抗或者说革命的权利。有学者提醒我们，如果说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说明某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循着历史线索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很重要的。汉代自董仲舒后则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正统的法律思想。法律还应顾及基本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自由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偏好、财富、人口多寡，以及他们的贸易、风俗习惯等等。而在将人们一律视为有权利能力的法律主体的今天，社会生活中活跃着的必然也是能为自己谋划、能为自己选择的独立的个人。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历史分析方法 。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这种来自家庭和群体的束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这种普遍语用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认知结构中，不见得会那么普遍，所以它依然承载了一定的伦理方面的规范性内容。

权力甚至可以循环往复地生产各种制度、法律、社会结构，并被它们所影响。哈贝马斯主张将道德和伦理进行区分，依据普遍道德来构建法之规范性基础，其意义指向即在于此。如果在我的工作中确实有一定的一致性，那么这个一致性也更应该是与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的场景相关联，而不是与某个根本性的直觉或者某个系统性的思想相关。他们二人都不像法律实证主义者（以凯尔森为代表）那样认为法律的规范性是一个内生问题，且都倾向于将规范性问题放置在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中加以理解。

权力不但可以塑造各种意识形态的话语、知识，在福柯看来，它甚至塑造了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主体，换言之，权力创造了人。法哲学如果要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打造完整的规范性链条，那就必须跟现实的法律实践相互呼应并相互影响，也必须通过某种路径将这种流动的、暂时的社会规范性整合进来，与其薄且普遍的规范性根基产生交错与互构。

作为20世纪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两位思想大师，哈贝马斯与福柯的理论一直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科各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它能承受可能的暴风雨带来的闪电。实际上，通过前文的种种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总结出福柯的一个基本立场——他是一个去本质化的情境主义者。而中文学术界对于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的关注度并没有西方那样热烈，主要集中于文艺理论等领域。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然而，或者说因此，反抗从来都不是外在于权力的，反抗只是不断更新的权力形式。相应地，福柯认为，权力也是微观的、无处不在的，微观的、不定向的、具有生产属性的权力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和深层机制。并且这种交往权力只有在未转型的公共领域里才能被发展出来。深入探究这一差异性，非常有助于呈现社会理论参与法哲学研究的潜能，换句话说，有助于拓展法哲学的边界，从有别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社会?法律理论视角，来重新思考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而如果要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给法哲学研究提出建议，那应该就是拓展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多地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总结社会实践的规律，让暂时的、流动的社会规范性可以跟薄且普遍的规范性产生对话。而哈贝马斯想到的是以某种应然性的立场重建现代性，即要在现代性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通过拓展主体的内涵，为理性找到新的源泉，是一种重新建构的路径。

在现代社会，权力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压迫?反抗关系，后者更多地被福柯称为暴力。当然，法社会学如何认知、获取来自社会的规范性，除了比较常见的经验研究进路以外，社会理论或者社会哲学的研究进路也必不可少。

而他眼中，现代社会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必然也是情境的、相对的、变化的。这些概念差异直接构成了他们思想分歧的主要部分，同时也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法之规范性的基础与来源问题时，给出了近乎截然相反的答案。在具体情境下，社会上又分别存在着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规范等规范分支现象。他在交往理性观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较为严密的法哲学思想，也就是一种通常被称为程序主义法律观的理论。例如马修·金（Matthew King）认为哈贝马斯与福柯在规范性基础问题上不但不相互矛盾，还有互补性。他也认为现代社会处在一种危机之中，需要彻底的批判。

他还观察到，现代社会的兵营、医院、工厂、学校等，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监狱的特点。两位有关现代社会的研究彼此间有很大相关性，讨论的主题彼此交叉，甚至共用一些核心概念，但是他们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和释义却相去甚远。

同样地，现代社会的主流法哲学理论一般也都主张比较薄的规范性基础，也就是尽可能地依循人类本性去构建普遍原则。在这里，哈贝马斯用以表示商谈协商含义的正是Discourse/Diskus一词。

在这个底层普遍性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其上层的伦理规范、法律规范的内容都是可变的，也应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价值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应当被排除在法学研究的对象之外，而客观的规范则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从基本规范（Grundnorm）出发即可以推导出其他的法律规范。

这些规范不只是在描述我们实际调节行为的方式，它们还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它们能够命令我们、强迫我们，或者建议我们、引导我们。因此，综合视角的社会?法律理论建构，其方法论也必须是多元的。相反，如果人人都以言语作为工具，并共享一些价值和思维方式，那么最终可以通过言语沟通达成共识。福柯仅仅是在哈贝马斯所谓的伦理层面来讨论问题，他的讨论非常符合哈贝马斯商谈理论对于可变性的要求，并且没有触及道德层面，因而跟哈贝马斯的观点并不矛盾且一定程度上互补。

有代表福柯的回应者认为哈贝马斯规范性基础只是他自己的修辞手法，福柯所做的仅仅是揭示现实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并不主张任何应然性的立场，因而哈贝马斯的批判是准确而无意义的。比较哈贝马斯与福柯关于法律规范性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主张法律的可变性，只要符合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的商谈程序。

法学家对这种现象有着不同的解读，法律实证主义者把这种现象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去遵守，认为它是现代法律的本质特征。而传统的工具理性观念，在他看来，过于强调人类行为中经济生产和劳动的一面。

他认为现代社会当然需要被不断地批判（critique），但是这种批判不应该是基于某个单一固定的立场去评判（judge）别人，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太多这种压制性的评判。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是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事实一样的硬存在。

这种对话语的焦虑促使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对话语进行控制，使话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必须在特定的秩序下进行，即所谓话语的秩序。他对于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主张，某种程度上说，类似于康德。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权力的这种规训作用，而这种规训作用又表现为这样一种功能机制，它必须通过使权力更轻、更迅速、更有效来改进权力的运行，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微妙的强制设计。哈贝马斯总是倾向于从规范性、理想性的立场上对这些概念赋予涵义。

他认为，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的行为中就还包含着另外一种理性概念的潜力，那就是蕴含在人类言语当中，以沟通交往为媒介，进而达到互相理解的理性思维方式。他曾说：权力的最基本现象不是他者意愿的工具化，而是在以达成共识为指向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愿的过程。

简言之，在充满不确定的现代社会，法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让普遍主义与情境主义共存且融会。近年来，中国的法哲学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哈贝马斯及其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法之规范性的基础问题上的贡献，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这种建构与解构的对立，在他们对权力与话语关系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样，伦理价值问题的解决又可以被某种形式回溯到道德问题。